桂林崖壁上的千年“朋友圈”，藏着古人的诗与远方

视频摄制：柳思羽

3月的桂林风景如画，在桂湖西畔的老人山上，来此踏青的市民唐先生行至距山顶十余米的峭壁处，无意间拂去石壁上的青苔，三个比人还高的大字赫然显露——这处被藤蔓与岁月遮蔽了近五百年的摩崖石刻，在2026年的初春，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
刻在山崖上的“寿星山”三个大字，经过清理后显露出来。图源桂林市融媒体中心

经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专家实地勘察，这方名为“寿星山”的石刻，为明嘉靖甲午年（1534年）的阳刻作品，距今已有492年历史。专家最终确认，这方石刻宽4.3米、高2.3米，一举刷新了桂林石刻相对高度最高、阳文字幅最大的两项纪录。

这个意外的发现，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八桂大地上那些镌刻在崖壁间的千年印记——摩崖石刻。

崖壁抒怀

天人合一的文化遗存

如今人们游山玩水，总爱用相机定格山水，在社交平台分享旅途的心情。而千百年前，没有相机与网络的古人，只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、所思所想，一笔一划刻进天然的崖壁山石间，用摩崖石刻抒发胸臆，与后来者作精神上的交流。

游客在广西博物馆参观摩崖石刻拓片。

所谓摩崖石刻，是直接镌刻在天然崖壁、岩石上的文字与图像。与人工打造的碑刻不同，它依托自然山石而生，借山水的雄浑之势，融文人的审美之趣，将人文与自然浑然一体，正是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理念的生动体现。

遍览这些刻在石壁上的“朋友圈”，我们读到的从来不止是古人的游山感怀与一时心绪，更是跨越千年的历史风云、文人风骨与家国担当，是藏在八桂山水间的鲜活石质史书。有人惊叹喀斯特地貌的奇绝，刻下“石笋如林，钟乳似玉”，如同今日的无滤镜原片分享；有人仕途坎坷，借山石抒怀，写下励志箴言，为自己鼓劲；有人携友同游，刻下“石上题诗，山间煮茶”的佳句，纪念一段相伴的时光。这些刻在山水间的文字，便是古人留存至今的特殊“山水档案”，历经千年风霜，静静诉说着岁月春秋。

龙隐岩摩崖石刻全景。

广西的摩崖石刻分布广泛，以桂林地区最为密集，呈现出“核心集聚、多点辐射”的格局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，对于了解古代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。

唐宋时期，岭南在中原传统认知中属蛮荒瘴疠之地，常被朝廷作为贬谪官员的安置之所。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登览八桂的奇山秀水，触景生情，随性而题，顺势而刻，最终形成了“唐宋题名之渊薮，以桂林为甲”的石刻大观。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《语石》中曾如此记载桂林的胜景：“题名赋诗，摩崖殆遍”“诸山无一处无摩崖”，足见桂林石刻风气之盛。

“摩崖石刻不仅是古代文化的艺术表达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，彰显了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。”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副主任肖圣军表示，研究这些石刻，对于广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。桂林七星岩的《金刚经》节选，阐释着佛教的哲理与对自然的敬畏；玉林容县都峤山的道教石刻，是岭南道教文化的重要遗存；南宁邕宁雷婆岭的清代石刻群，记录着壮族的民俗风情；来宾金秀帽合山的岩画，展现着瑶族的祖先崇拜……崖壁为纸，山水为墨，数千处摩崖石刻，共同构成了广西历史文化的石质档案，为研究古代政治、文化、艺术、民族等相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这些绵延千年的石刻，记录了八桂大地的历史变迁与人文风骨，既是我国南方摩崖石刻体系的核心组成，更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。

石上春秋

刻在崖壁上的时代史书

不同的石刻，承载着不同的时代印记。纪功记事、文人题咏、宗教传播、民族表达，每一道刻痕，都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。

在广西的众多石刻中，有两方全国仅存的宋刻“元祐党籍碑”，弥足珍贵。北宋徽宗崇宁年间，权臣蔡京以推崇新法为名，将司马光、苏轼、黄庭坚等309位反对新法的朝野人士定为“元祐奸党”，诏令全国刻石公示，碑上之人永不录用，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——这就是“元祐党籍碑”。后来宋徽宗察觉不妥，于是下诏毁碑。虽然原碑早已无存，却有民间人士悄悄根据拓片重刻，将这份“黑名单”留存了下来。

藏于龙隐岩内的“元祐党籍碑”。

如今，这两方珍贵的碑刻，一方存于桂林龙隐岩的崖壁上，另一方藏于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。两方碑刻均完整收录了309人名单，只是在版式、字体上略有差异：龙隐岩版碑额为隶书“元祐党籍”四字，序在右、跋在左；真仙岩版碑额为楷书“元祐党籍碑”五字，序在上、跋在下。

如今这两方硕果仅存的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成为研究北宋党派斗争的珍贵实物，填补了史料的细节空白。而这份原来作为宣告罪名的“黑名单”，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，反而成为彰显气节的“芳名录”，见证了正直之士“宁可枝头抱香死”的文人风骨。

有道是“看山如观画，游山如读史”，古人勒石记载史实，也将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。

《平蛮三将题名》。

桂林龙隐岩的《平蛮三将题名》，刻于北宋年间，记录了奉朝廷之命平定“侬智高之乱”的30余名将官姓名和战役始末，以及战后的善后政策与论功行赏等情况。2023年，该碑列入国家文物局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，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。而桂林铁封山的《大宋平蛮碑》，则以更长的篇幅详细记述了事件的经过，两方碑文互为补充，共同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，也反映了古时中央王朝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。

“龙图梅公瘴说”石刻。

除了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古代广西的社会风貌，也能从石刻中窥见一二。古时的岭南，人烟稀少，瘴疠遍地。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，在昭州（今平乐）任职时，写下了著名的《五瘴说》，他借岭南的自然瘴气，抨击官场的五种弊病：租赋之瘴、刑狱之瘴、饮食之瘴、货财之瘴、帷薄之瘴，直言官场上的腐败，比自然的瘴气更可怕。百年之后，南宋的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朱晞颜读到此文，感慨不已，特意请人用隶书将全文刻在龙隐岩的石壁上，还作了长篇跋语，以此警醒后人，这便是如今的“龙图梅公瘴说”石刻。

更令人动容的，是那些刻在抗战岁月里的红色印记。桂林普陀山曾公岩的“男儿卫国沙场死，马革裹尸骨也香”，伏波山还珠洞的“还我河山”，叠彩区的“抗日洞”，字里行间都澎湃着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。这些抗战石刻，不仅是历史的记录，更是精神的传承，承载着先辈的爱国情怀，成为广西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独领风骚

广西宋刻甲天下

文博圈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汉碑看山东，唐碑看西安，宋碑看桂林。”据统计，桂林现存的摩崖石刻中，宋代石刻数量居全国之冠。

很多人好奇，为何广西，尤其是桂林，能保存下全国最多的宋代碑刻？广西博物馆“千年石语——广西唐宋碑拓精品展”策展人高梦然解释，这首先得益于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。

广西博物馆策展人高梦然向观众讲解拓片展品。图源广西博物馆

广西的美丽山水令人流连不已，大大激发了历代文人发“朋友圈”的热情，因此在这里留下了大量题刻。唐宋时期，柳宗元、李渤、黄庭坚、张孝祥、范成大、米芾等名流雅士陆续来到桂林，兴文讲学，登游纪胜，镂石为记，此风尤以宋时为甚。前人的石刻启发着后人的灵感，一代又一代人在山水间续写着自己的印记，最终让山水、诗文、书法，共同构成了独属于桂林的文化景观。

崖洞内保存的石刻。

“广西的喀斯特地貌，又为石刻提供了最理想的‘石纸’。”高梦然说，这些石刻大多镌刻在山洞、崖壁的隐蔽处，洞体可以遮挡风雨，避免阳光直射与暴雨冲刷，极大减少了风化的破坏。比如龙隐岩、七星岩这些岩洞，本身就像天然的庇护所，让崖壁上的文字得以跨越千年。此外，广西远离中原政权纷争核心区的地理位置，让这些石刻免遭战火波及得以安然留存。

广西的宋代石刻，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山水记游为主，辅以历史记录、铭功述德、诏书敕文、晓谕告示、营缮纪事等内容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盛赞“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”，他在桂林任职期间，在伏波山、龙隐岩、七星岩等处修建亭栏，还因为水月洞被改名，特意刻下《复水月洞铭》，希望“百世之后，尚无改也”，足见他对这片山水的珍视。

桂林龙隐岩北宋余藻的《龙隐岩题记》摩崖石刻，既描绘岩洞“石壁玉立”的景致，又暗含对山水清幽的赞叹。南宋才子陈谠在遍观桂林诸山的石刻后，将《游桂林诸岩洞诗》刻于普陀山弹子岩，概括了桂林奇山异洞的特征，称颂桂林石刻如《诗经》《史记》一般珍贵。而我们熟知的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这一千古名句，正是出自桂林独秀峰下，南宋官员王正功的《劝驾诗》石刻。这句刻在石上的赞叹，跨越了八百年，至今仍是桂林最响亮的名片。

拓石入纸

让千年石语走进当代

历经千年风雨，这些藏于崖壁的石刻虽有天然山石的遮蔽庇护，却终究难抵岁月的侵蚀，同时还面临着人为破坏、技艺传承断层的现实挑战。如何守护好这些刻在山水间的千年瑰宝，让古老的石语在当代焕发新生，成为当下广西文保领域亟待作答的时代课题。

走进桂海碑林博物馆，满墙的拓片，给了我们一个最直接的回答。

桂海碑林博物馆藏拓片。

“拓片直接附着于原物制作，保留了碑刻的神韵与历史痕迹，具有独特、无可替代的艺术性和表现力。”桂海碑林博物馆石刻传拓技师韦可祥，凭借精湛技艺完成了广西多处摩崖石刻资料拓片采集工作，累计拓片达9000余件。这位巧匠并非桂林本地人，只因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，他来到桂海碑林博物馆，一头扎进石刻传拓工作，一干就是20余年。他这样表达自己对传拓这一行的理解：“每次触摸碑石，都像是和历史对话。碑林无言，我却能感受到文化的涓涓流淌。”

摩崖石刻依崖而刻，碑面大多不平整，传拓所用的工具、材料及操作方法，往往需因“碑”而异。清洗碑面、刷粘合剂、上纸、砸纸、上墨、揭纸、修复，七个工序，他早已烂熟于心。“看似简单的操作，实则要兼顾手腕的力度、墨色的浓度，还有宣纸的厚度，面对文物，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韦可祥说，野外作业时，桂林潮湿的天气让宣纸干燥得格外慢，有时要等上一整天才能完成一张拓片。

工作中的韦可祥。图源桂海碑林博物馆

为了做好这份工作，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适用于石灰岩石刻的传拓技法。随着老一辈传拓师傅们陆续退休，传拓工作的重任落到了韦可祥的肩上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历经几代人努力探索，手工传拓采集拓片，仍然是完整保存石刻历史信息不可替代的方式。”

2012年，韦可祥参加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传拓技艺交流会，其间与“大国工匠”李仁清就高浮雕摩崖石刻采拓技术进行了深入交流。回到桂林后，他便着手对桂林摩崖造像进行系统化拓片采集，填补了桂林摩崖石刻造像没有拓片的空白。

桂海碑林博物馆馆员刘清华告诉记者，尽管摩崖石刻保护工作不断取得突破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仍面临着“资金投入不足、公众认知度低、专业人才匮乏”等问题。韦可祥也表示，“人才培养周期长，是拓印技艺传承面临的主要困境。因为每块摩崖石刻都不一样，必须积累足够的经验，才能做好这份工作。”

桂林传习所学徒向韦可祥习得石刻传拓技艺。图源桂林图书馆

作为广西唯一的石刻专题博物馆，桂海碑林博物馆走出了一条多元保护传承之路。

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，完成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，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新场景，让观众通过AR扫描识碑等数字化功能，直观、快捷地了解碑刻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。同时，博物馆积极推动“博物馆+”融合机制，开展“石刻文化进校园”等系列精品活动，走进社区、走进学校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，把千年石语说给群众听，让石刻文化走进大众视野。

自2025年8月起，桂海碑林博物馆联合桂林美术馆，先后在玉林、百色、南宁、梧州、桂林五地巡回展出“崖壁上的史书 山水文化的宝库——桂林石刻文化特展”，同步开展公共教育与学术活动。“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采集桂林石刻信息所运用的传拓技艺，不仅在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也成为桂林石刻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。”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文燕表示，中外游客在体验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后，能够将拓印作品带往全世界，进一步扩大石刻文化的影响力。

运用前沿科技手段，让传统文化保护更精准、更长效。目前，桂林已形成“载体保护、本体保护、信息采集、数字化存档”的石刻保护体系，《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》的施行则从制度层面为石刻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大足石刻等案例的技术探索也为摩崖石刻保护提供了借鉴——三维激光扫描、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以及X射线探伤、红外热成像等数字探测技术，实现了对石刻病害的精准记录，虚拟现实等信息领域最新技术，则让石刻修复更具科学性。

广西博物馆展厅内的摩崖造像投影。

保护与传承广西摩崖石刻，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，更是一份对未来的责任。以匠心守护石上印记，以传承延续文化根脉，是我们与千年石刻最好的对话，亦是留给子孙后代珍贵的文化财富。